玻璃马赛克的特点与种类

这就容易解释中国一线城市外来人口超常增长的原因。

即使是同样的农民身份，不同地区的农民群体拥有的农村户口‘隐性价值就大不一样。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废除农民只能在当地从事农业生产的限制，这一项重大改革大大激发了农民发家致富的积极性。

只有大幅度减少农业人口，加快城镇化来转移农村劳动力，中国才有希望建设小康社会。但大城市为了建设公共设施征收郊区农民的耕地时，如果按市场价格大幅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就等于养一批‘新型地主和寄生阶层，鼓励‘钉子户把负担转嫁给社会其它阶层。但是如果不考虑地理位置不但对城镇户口，也对农村户口的‘隐性价值的高低起决定性的作用，不重视户口的‘隐性价值千差万别的现实，那么‘农民工的‘城镇市民化永远是‘纸上谈兵。更何况改革以前国家还用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形式剥削农民来积累工业化资金，使农民的生活水平长期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但是由于我国各地农民的生活环境千差万别，不同地区农民的利益需求也大不相同，甚至不同类型的农民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所以那些笼统地争取农民利益的政策主张有时反而会损害很多农民的利益。

一方面从贫困地区来的‘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另一方面却要担心有些发达地区的农民蜕变成寄生阶层。中国人多地少，就更应该像东亚实现工业化的国家那样，走大力发展二，三产业来吸收劳动力的道路。随着中央政府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务范围的扩展，公民权也会不断到位。

在毛泽东时代，政府通过剪刀差的方式，以农补工，通过牺牲农民利益的方式，推进了国家主导的第一波工业化。要使得户口制度改革更具有意义，还必须和城市体制改革，尤其是城市化或者城镇化结合起来。有一点很清楚，如果这样的结构改革不到位，光强调利率的自由化，结果会更糟糕。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重新改革1994年以来的分税制。

这次《决定》要在这两个领域都取得突破。但到今天，很多地方尤其是沿海地区，土地利益几乎已经消耗完。

一般的情形是，中央制定政策，地方执行，但中央不给钱，钱是要地方自己出的。应当说，这个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中央手中。经济领域的第三对关系就是农村与城市的关系问题。除了向银行借钱，搞各种债务，地方必然继续向社会攫取财政资源。

中国目前的财政金融制度有利于国有企业，而不利于民营企业。《决定》强调的公有制财产权不可侵犯和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应当是为了解决内部私有化的问题。户口制度的改革实际上在不同层级的城市已经在展开。土地是中国农民最为重要的财富，是农民的唐僧肉。

如果金融系统的结构性改革不能到位，也就是说不能确立中小型民营银行（或者国有银行），那么中小型民营企业还是不能得到服务。可以说，农民参与到了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但没有享受到现代化所带来的利益。

没有结构改革的利率自由化，只会有利于国有银行，导致更高度的垄断。以对外开放促内部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范式。

中国的三中全会决定加大市场化的经济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城市越小，户口就越开放。否则，给予农民一个小城镇的户口，意义并不大。因此有人说，中国只有市民，而没有公民。《决定》表示要支持发展中小型民间银行等金融机构，这应当是要通过破除国有银行垄断一切的方法，来解决金融制度的结构性问题。这次全会强调，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立更加开放的经济体。

尽管三中全会把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提高到同等重要的地位，但非国有企业这种理论上的地位，需要体现在制度层面四，应对短期偿债风险需要什么样的金融条件？ 考虑地方政府偿本付息资金缺口和常规基本建设和服务提供需要的融资需求，根据资金供给与需求基本平衡的原理，为了应对未来几年地方政府的偿债压力，我们测算和研究了需要具备的一些金融条件。

结构条件方面，需要较大幅度拓宽地方政府债券和城投债融资规模，其中，地方政府债券从2013年的3500亿增加至2014年的5500亿，2015年-2017年的8000亿。鉴于目前地方政府存量债务规模相对较大，未来几年偿债压力不小。

第三是建设性债，这是中国独家拥有的债务类型。笔者理解中央政府之所以严厉的审查5级政府的真实债务情况，其目的并非是想引爆泡沫，导致一次去杠杆式的硬着陆，而是为即将到来的18届3中全会出台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凝聚共识，这也算某种形式的倒逼改革吧。

基于几个具有代表性样本的研究，我们梳理了化解存量债务风险的相关方式：对于存量贷款，三种化解方式：补足有效抵押品、整改还款期限和方式、项目出售。基于资产负债表，前面提出的众多问题将迎刃而解。2）政府移给居民，居民部门目前有180万亿净资产，其中1/3以上是流动性较好的可支配金融资产，他们准备随时接受政府资产、股权和债权，当然是按照合理的价格和条件，这也是民进国退的必然实现形式。伴随融资平台贷款清理并收紧，贷款占比持续下降，债券、信托融资和BT代建占比上升，2010年的时候，银行贷款占比达到80%。

长效机制构建：1）对于具有一定盈利性、对社会资本具有吸引力的建设项目，向民资开放：引入并扩大BOT等模式。2）所有权与经营权下放，主要指非国家主干线铁路（如支线铁路、城际铁路、资源开发性铁路等）的所有权、经营权向社会资本放开，如对部分铁路客运、货运具有调价的权利。

对于中央政府，其资产和负债主要为中央政府机构所持有和承载，所以编制中央政府资产负债表，最为重要的是确定哪些部门、机构是资产（负债）的权重持有机构，并将其有机的整合。中央政府资产扩张速度高于负债膨胀速度，其自然结果就是中央政府家底不断增厚，2012年底，中央政府净资产规模为16.9万亿，且2006-2012年，净资产保持着年均20%的扩张速度，高出同期名义GDP增速约5个百分点。

第二是军事债，历史上存在过，例如英法在欧洲大陆争霸时，英国的融资成本是法国的1/5，海外殖民战争也是某种形式的负债经营，这种债有没有自偿性呢？有，但前提是一定要打赢，打赢了就有割地赔款，打输了就没戏了，例如一战后的德国俄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54.8%，各级分别为：21.3%、31.6%和2%。

此外，就全球比较来看，中国的债务水平也并非特别夸张，其实二战以来的世界大型经济体就没有真正清偿过自己的债务，债务总量从来都是有增无减，人人都心知肚明地玩着这个庞氏游戏，每个民粹化的政治家和民众都是真正享受了活在当下，而货币当局则通过通胀消化和转嫁债务给下一代再下一代。上述是全国平均水平，由于各地财政状况苦乐不均、特别中西部地区财力较弱的省市，存在更大的偿债压力。公益性项目的投资要求以中央财政性资金为主，因公益性而造成的铁路运营收入损失要求政府给予补贴。另一方面，当前的财税体制下，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不匹配（区县一级政府承担过多事权），债务偿还规模的扩大必然使得本来就钱紧的地方下级政府财政提襟见肘。

三、政府债务风险有多大？ 政府整体负债增速高于资产增速，且二者均高于经济增速（名义GDP）：2002-2012年，政府资产平均增速为17.6%，负债增速21.3%，名义GDP增速15.8%，M2增速为18.1%。2）通过有效资产注入、剥离不良资产，挑选基础好的平台做实做大，健全治理架构，成为真正市场主体，通过银行、发债等多种渠道融资。

3）国内转给国外，这一定是通过人民币国际化，即建立足够大的离岸和在岸人民币资产池来实现的。这肯定需要某种形式的转换才能化解，所以我觉得未来的3-5年内的一段时间，对于中国这个仍然处于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经济体，更加可能的情形不是简单的去杠杆，而应该是所谓的移杠杆——即： 1）地方移给中央，这通过部分事权和基本公共服务上收统筹，以及建立国家的债务基金和债务资产剥离机构来实现，由于通过中央政府信用取代地方政府信用，融资成本会显著下降，当然具体转移项目需要符合中央政府的战略考量和可承载性。

很快中国也将面临这样的考验。这就现身说法的教育了全世界——民主的真谛不仅仅是——充分表达不同的意见，更在于学会妥协，或者说通过协商并最终凝聚为可行动的共识。